领跑者的追问 上海教育综合改革调查

更新:2019-06-29 08:29:34 应届教育网

《领跑者的追问 上海教育综合改革调查》是有应届教育网(www.yjiedu.com)为你整理收集:

上海理工大学附属小学的一年级学生,正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数学。上海全面推进“小学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与评价”,以促进学生快乐成长为着力点,竭力遏制盲目追赶进度的“抢跑”现象。李立基 摄

   “我们已经很好了,为什么还要改?”在上海市启动教育综合改革之前,甚至之后,这样的疑问都没断过。

    自开埠以来,上海就是中西文明交汇之地。上海历代教育人矢志改革,承接了前人很多改革发展的遗产:率先以地方人大立法实施义务教育,最早制定教师进修条例,最早制定青少年保护条例,最早开始探索校长职级制,最早探索小班化教育,最早确定会考制度,率先开展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,率先进行多项教育体制机制改革……“沪”字似乎天生带有敢为人先的基因。

    既然已经是领跑者,为什么还要改?

    深水区·捞出硬骨头

    “实验室的墙可以刷三遍,但是钱不能用在人身上。”

    上海一位高校教师的这句“吐槽”,道出了我国普遍存在的问题:科研经费使用重硬不重软,重物不重人。今年4月,一位院士在报端倾吐自己的头号烦恼:这个全球领先的团队没钱发工资,因为国家给的科研经费只有可以用于设备、物料、测试等的直接费用,没有可以用于人员激励的间接补偿费,直接经费里能发给人的比例很低。在全球自主创新激烈竞争的当下,这个矛盾愈发凸显。

    钱袋子的事,科研工作者有困惑,学校管理者一样也有。书记、校长对每年学校能拿到多少经费能办多少事心里没有底,何谈办学自主权?钱袋子,归根结底是教育的资源配置问题。这种模式似乎是惯例,政府看看财政性教育经费有多少,划一划:这块是生均经费,用掉;这块是事业单位的人头费,给掉;其他大部分是专项经费。专项经费划拨到教育行政部门,然后按照各个部门职责分钱,各个处室开始列项目,所有的书记校长围着处长转,申请项目。

    上海在启动教育综合改革之初,报表显示:2019年,全市高等教育经常性经费占29%,专项经费占71%。2019年,这个比例就翻了个个儿,上海市属高校经常性经费占比超过60%,所有用于人财物的经费“打包”给学校,怎么用学校说了算。部分专项经费中,可以有50%用于人等软件投入。资源配置的改变代表了政府的导向,这个突破振奋人心。一场充分放权和有效监管并举的投入机制改革推开。

    教育综合改革是深水区的改革,要找准发力点,上海需要给自己做个体检。“难题不少,有教育内部的,有历史文化根源的问题,也有现代社会环境所产生的。这次的教育改革,‘综合’一词尤其重要,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,涉及的面之宽,问题之复杂,没有系统性的支撑,没有综合性的概念,很难推进。”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说。

    不再是条线的单兵突击,牵一发动全身,更需要从深水区里捞出“难啃的硬骨头”,找到关键环节、关键领域,才能精准发力。

    比如,高等教育的“硬骨头”在哪里?一是定位严重不清晰。上海一位学者坦言:“这个问题在学界长期研讨,即使国家层面也没得到很好的解决。”大家都想贴综合性、研究型大学的标签,有的就算贴了,也只能是三流四流的学校,非要站成一列纵队,定位问题根本没有解决。二是本科生教育。高等教育要做大做强,当务之急是做什么?要做好本科教育。世界高水平的本科教育高度关注每一个学生。中国的高等教育,能不能做到老师关注每一个学生?

    “现代大学制度做起来很难,改革要撬动存量,就需要改革有深度,必须促进思维方式、利益分配和行为关系等深层次的东西。”翁铁慧对此的认识非常清醒深刻。

    从基础教育来说,上海用四个字概括其核心任务:“减负增效。”在参加了两次PISA(国际学生评估项目)测试和一次TALIS(教师教学国际调查)调查后,上海找到了自己的长处,也同时发现差距所在——学生、家长和教师,能不能把多余的负担再减掉些?怎么让教育有教无类、因材施教?要减负增效,需要立体综合的评价,这是基础和发力点。

    职业教育是应用型人才的主力军,上海经过大量调研发现,其中存在的主要是结构和模式的问题,职业教育对于国家和区域的转型发展支撑度还不够。在各类教育中,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和产业发展关系更大,如果不跳开教育去办教育,就做不好。

    上海在设计改革任务时,特别提到“三个转变”:从单项改革转化为综合改革,从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推进,从表层的改革深化到深层的改革。“教育改革仅靠增量是不行的,存量不改是不行的,这是我们这次综合改革的方向。存量的改革要深入到体制机制中去。”翁铁慧说。

    从全国来看,上海教育综合改革的“硬骨头”,在其他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,因此也是全国教育改革的“硬骨头”,且存在一个显著特点——已经触及到教育内涵发展更深层次的矛盾。作为教育改革的先行先试者,上海比其他地方更早、更深地触及这些矛盾,改革的迫切性、动力也更大。

    大局大势·对接的挑战

    上海大学原总经济师张平伟讲了两个小故事:

    一个有关电影。爱电影的人大概都记得“上海电影制片厂”这块金字招牌,《城南旧事》《芙蓉镇》《红楼梦》《铁道游击队》……这么多耳熟能详的电影,皆出自这个“梦工厂”。这样的金字招牌还有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、上海电影译制厂等,代表着上海作为中国电影发祥地的品质。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,老的电影厂跟不上市场变化,辉煌难再。

    调查显示,中国90%的电影后期制作是拿到国外,因为无法满足声音、图像等效果,国内电影技术制作就像小作坊。

    另一个故事来自张平伟的调查。他在两年前做过有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大数据分析,调查显示,就业排名第一位的是制造业,第二位是金融业。

    两个故事代表两个“不够”。第一个不够:上海要打造“国际文化大都市”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,文化创意产业要成为引领和支撑新一轮发展的支柱产业。仅以电影相关产业人才为例,管中窥豹,文化创意产业的马达——人才支撑不够,不足以与国际竞争。第二个不够:上海提出2020年建设成为全球经济、金融、航运和贸易“四个中心”,国家“十三五”规划近20处涉及上海“四个中心”,已上升为国家战略,但是人才资源尚没有为上海的定位完成转型,就业排名第一位的行业与“四个中心”不完全吻合。

    显然,上海的战略选择迫切要求教育领域为上海“四个中心”、科创中心、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产业结构快速转型升级发展培育不同类型、规格的人才。

    比如,针对电影人才匮乏的问题,2019年,上海大学和温哥华电影学院合作成立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,体制为“民办非企”。在体制机制、人财物的使用等方面都相对独立,聘请国外师资等更加灵活,以好莱坞电影工业标准为教学内容,学制一年,这为上海的电影产业迅速培养了符合现代电影制作标准的复合人才。上海大学的延长路校区要改造成电影教育的培养基地,光是基本建设和功能性改造建设投入,上海为此投入8个亿。产业界对此非常敏感,“环上大国际影视园区”已经有上百家公司注册,集聚效应初显。

   “进行教育改革,必须好好解决人才结构更加合理的问题。目前上海常住人口近2500万,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结构,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才能与之匹配?如果不明晰人才需求,学校就很难对人才培养做到心中有数,学校自身的优势和特色也容易模糊。”翁铁慧感慨地说。

    一场带有上海人精细特点的、花了两年多时间的调研展开。比如,职业教育方面,根据国务院对行业的分类,把诸多专业统一归结到79个专业小类,对应20个行业门类,预测未来人才需求。“我们追求精准定位,去寻找每个行业对教育的需求。比如,卫生行业,需要根据床位数;汽车维修行业,需要根据4S店数量。”上海市教委职教处处长劳晓芸说。

    随后出台的面向2030年的职业教育规划,根据产业需求与学生诉求,厘清了职业教育规模层次和布局结构。而两个高等教育规划立足两个节点:面向2020年学科优化布局的规划、面向2030年的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发展规划,前者重在解决高校学科体系与上海地位的“不匹配”,后者重在进一步优化上海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,引导高校立足各自领域办出特色、办出水平。

    上海此举带有开创性质。从国家层面,尚没有与市场需求完全匹配的教育布局结构的规划。在上海执政者看来,花半届政府的时间,去解决人才结构不清晰的难题,磨刀不误砍柴工,再难也值得。

    要对接需求挑战的不光是人的问题。从学科来说,上海高校国内顶尖、世界一流的高峰学科相对较少;学科发展不平衡,学校之间学科建设水平差异较大;部分学科重复设置过多与学科前瞻性布局不足的现象并存。

    围绕这些问题,上海有一连串的改革动作。比如,学科错位培养。以医学学科举例,新组建了上海健康医学院,培养全科医生、康复医师以及其他高层次应用型医技、医护人才,而上海交大医学院、复旦大学医学院等聚焦精准医疗、国际化临床人才等高层次人才培养。再比如,高峰高原学科计划,列入重大专项,专项经费的50%可以用于人,以求重点突破,瞄准国家和上海的重大战略需求。

    教育本原·回归的阻力

    “为了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”,这句话源自上海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,同样也是上海教育综合改革的核心理念。当年在制定时,“每一个”要不要写进去,“终身发展”几个字要不要写进去,争论颇多。最后的结果是都写进去,虽然要求颇高,但是教育不是一时一事,而是为了每一个孩子的终身发展奠基的。如何追寻教育规律,让每一个学生更加愉快、健康、阳光,为今后的创新思维、个性发展留出空间,是教育不懈追求的方向。

    在现实生活中,教育常常在对功利的追求和对教育本原追求的交织中摇摆,回归教育的本原,阻力重重。上海也不例外,有教育的专业性与社会历史文化心态的冲突,有政府放权不够与学校用权不好的并存现象,也有培养人才沿用苏联模式带来的问题,更有评价导向偏离初衷的冲突。

    大学教师上完课就走人,忙着做自己的科研,无暇在学生身上投入太多时间。上海针对此推行本科教师激励计划,凡是教师必须上课堂,包括千人计划学者。“这个计划是有效的,阻止了本科教学质量下滑的趋势,让更多教师身在课堂,心也在课堂。”上海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说。

    “近20年来,高校重视科研轻教学,忽略了原来的教学组织建设,尤其是二级学院,我们需要向之前回归,搭建老中青结构合理的教学团队。”上海交通大学改革与发展研究室主任季波说,学校提出关注教育增值带给学生的体验,甚至为此改造教室、食堂等公共空间,大条凳改为小方桌,让学生“回头就能讨论”“转身就能遇到大师”。

    育人问题是教育的核心问题。推进素质教育以来,其与应试教育的“明争暗斗”一直没有断过。上海参加针对学生的PISA测试和针对教师的TALIS调查,提振了上海的信心,但是这个成绩背后依然有不少问题值得反思:如何进一步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?如何更好地保障学生的睡眠时间?如何让学生拥有更多社会实践和体育活动时间?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副主任纪明泽说,教育要转型发展,必须从过去过于追求教育的功利性,培养模式单一,只看重学科成绩评价,学校单纯依靠行政命令、自生动力不足,只注重教师的技能等困扰中走出来。上海抓住了教育评价这一具有导向性的环节,推出中小学学业质量绿色评价指标,关注分数背后付出的学业负担、师生关系、身心健康、学习动力等因素,每所学校拿到这份“体检报告”,都能找到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或师生关系不和谐等诊断结论。

    上海很注重用评价改革来引导教育脱离本原的惯性、动力等因素,比如,为了缓解盲目追赶学习进度的“抢跑”现象和分分计较的评价弊端,实现小学教学减负增效,上海在全市推进小学一二年级“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与评价”,俗称“零起点”“等第制”;为了不让教师忙于跑项目、数论文篇数,上海在高校推进科研成果分类评价的改革;为了改变录取只看冷冰冰的分数,上海推行高考改革,“两依据一参考”,既看分数又看人,进而用高考改革倒逼高等教育改革。

    “改革设计时一定要清楚社会的环境、历史文化的根源和社会心态。这种惯性很强,对教育领域影响非常之深。”翁铁慧说。

    对教育本原的回归也在廓清对教育的一些认知和理念,重新定义教育的价值追求。上海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校长张人利举了个例子,学校有位教师,是教学骨干,班里学生学业成绩很好。但是推行绿色指标评价过程中,把这位“好老师”的问题暴露了出来:学生课业负担重,师生关系紧张。而上海力推的“新优质学校”就是在重新定义好学校,这些普通校从“追求现实功利转向追求人的发展”中找到内在动力。

    负重之下,总要前行。也许清楚肩上的担子到底有多重、压力来自何方,脚下的步子才知道往哪个方向迈。上海作为教育综合改革的先行者和试验田,其改革的思路设计、路径选择、改革成效,全国瞩目,其“深水区”里破解的教育难题,在国际上也颇为关注。

    上海的故事,正在续写中国教育的新剧本。

以上关于领跑者的追问 上海教育综合改革调查的相关信息是应届教育网收集并且整理,仅为查考。